大国竞争格局下新型举国体制的实践与完善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这些重大决定的提出让新型举国体制成为热门话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乏举国体制的实践，只是近年来“举国体制”才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被提出。中国体育事业，特别是竞技体育的发展和水平提升就是举国体制的典型体现，体育界也成为率先提出“举国体制”概念的领域。

那么，举国体制成功背后的学理逻辑是什么？新型举国体制相对于原有的举国体制的不同特征是什么？近年来，中国有没有哪个领域可以比较好地反映新型举国体制的特点？未来，我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推广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本文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分别回答上述四个问题。

举国体制的学理逻辑

如果说治水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古代中国开展举国体制的重要实践的话，那么，全国上下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则是举国体制在当下的又一成功典型。除了自然灾害的应对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防控之外，举国体制还在竞技体育发展、高速铁路和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建设、航天工程研发，乃至招商引资等领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对比航天工程研发和竞技体育发展这两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到，两个领域中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所发挥的角色和作用并不相同，但我们却习惯于将这两个领域都视为举国体制成功的代表。那么，如何从学理上理解这两个领域的成功呢？有学者从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竞争和央地之间的考核激励体系这两个维度对国家治理的不同领域进行了划分。相关研究指出，举国体制相对成功的领域可以进一步分成两类：一类是同一层级不同政府间横向竞争效应和纵向激励效应都较高，且两者相互强化的领域；另一类则是中央直接参与管理，地方政府只发挥辅助作用的领域。在前一类情况下，上级的政策目标相对单一和明确，下级干部群众努力的结果容易衡量和考核（如经济增长率和奥运金牌总数排名等），上级又赋予下级必要的自主空间。这类典型的领域包括竞技体育、招商引资、地区经济发展等。后一类情况下，中央政府直接开展全国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但相关项目的实施又基本上不会对地方政府造成负面影响。这类领域往往是那些资源密集型的项目，要完成这类项目，需要大量人财物资源的集中、协调、分配和整合，单独某个地方政府的分散努力难以做到。典型的案例如高速铁路建设、航天工程等。[1]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举国体制要发挥明显效果，要么需要中央制定出清晰的考核激励体系来调动各地政府的积极性；要么需要中央层面直接承担资源的集中投入、协调分配等角色。不过，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并非简单地非此即彼，在实践中也会出现混合了两种特点的领域。例如，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央一方面通过“对口支援”等方式直接承担了资源的集中和调配角色，另一方面又通过提出明确考核目标的方式动员各地积极投入到辖区内的疫情防控中。

当然，举国体制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体制，其他国家也会在一些领域中运用或正准备运用该模式。例如，美国政府开展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和“攻克癌症计划”等项目。但是，举国体制在中国应用领域之广和频次之多可能是远超其他国家的，其原因在于举国体制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相契合的。具体说来，首先，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举国体制有利于克服跨地区治理难题和应对大规模突发事件；其次，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举国体制可以实现全国资源的有效集中；最后，作为一个赶超型发展中国家，举国体制有利于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在部分领域实现较快的发展。

从举国体制到新型举国体制的嬗变

举国体制并非“包打天下”的灵丹妙药，它可以在某些领域发挥良好的效果，但并不一定适用于另外一些领域。例如，在一些中央难以直接负责、又不能对地方政府制定出清晰的考核激励体系的领域，举国体制便难以发挥其效力。

更进一步地，即便在举国体制所适用的领域也存在一定局限。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举国体制在实践中主要依赖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角色发挥，从而忽视了非政府主体的作用。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其集中调度资源投入到特定项目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项目规模的盲目扩张和资源浪费。另外，由于承担资源调配的政府规划容易落后于现实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国家治理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最后，在诸如流行性疾病防控、大型灾害应急等领域，举国体制的实践有时会打破国家治理的常规状态，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失序。

文章来源：《科技创新与应用》 网址: http://www.kjcxyyyzzs.cn/qikandaodu/2021/0122/1259.html